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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交椅的演變及其特征:從小馬扎到英雄座\定購家具被蟲蛀商家須退定金

時間:2020-10-11     人氣:748     來源:     作者:
概述:南宋肖照《中興瑞應圖》中的兩件交椅南宋佚名《春游晚歸圖》中的交椅南宋佚名《蕉陰擊球圖》中的交椅文/邵曉峰編輯/陳桂湖人物名片>>>邵曉峰,南京林業(yè)大學教授、博導,藝術學院美術與設計研究中心主任。江蘇省政府“333高層次人才......
南宋肖照《中興瑞應圖》中的兩件交椅南宋佚名《春游晚歸圖》中的交椅南宋佚名《蕉陰擊球圖》中的交椅

文/邵曉峰編輯/陳桂湖

人物名片>>>

邵曉峰,南京林業(yè)大學教授、博導,藝術學院美術與設計研究中心主任。江蘇省政府“333高層次人才培養(yǎng)工程”第二層次學術領軍人才、江蘇省青聯(lián)常委、江蘇省青年美術家協(xié)會副主席、江蘇省收藏家協(xié)會古典家具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江蘇省徐悲鴻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南京市青年美術家協(xié)會主席,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會員。

從胡床到交椅

在古埃及、古希臘與古羅馬,折疊坐具的設計十分成熟。古埃及第18王朝圖坦卡蒙統(tǒng)治時期(公元前1336~1327年)圖坦卡蒙陵墓出土的折疊椅,其造型成熟,結構完善,裝飾精美,色彩豐富,并且具有靠背,根據(jù)后來的家具名詞規(guī)范,可稱之為交椅。而中國的交椅則是從胡床發(fā)展演變而來。

折疊凳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被稱為胡床,因為帶了“胡”[1]字,表明是從北方、西方傳來的。胡床又稱交床、繩床,在整體上由八根木棍組成,坐面為繩聯(lián)結,可以折疊,張開可坐,合起可提。還能在“馬背”上“扎捆”,且操作簡便,攜帶方便,適合馬上民族使用,因此又叫“馬扎”。從這種特點不難看出,胡床為經(jīng)常遷徙的游牧民族常用,所以這種家具是從游牧民族傳到中原來的。從史書上記載的漢靈帝“好胡床”[2]到《三國志》記載的曹操與馬超作戰(zhàn)時“猶坐胡床不起”,可知這種坐具在東漢后期已頻頻出現(xiàn)。隨著胡風東漸,在中原逐漸得到運用。

這種使用高型家具的生活起居風氣的傳播開始時是自上而下的,并在胡漢雜居的西北地區(qū)率先為部分漢人(尤其是佛教徒)慣用。而到了隋、唐,胡風更甚,這仍和上層人物有關。例如北周周武帝的妻子就是鮮卑人。唐太宗的母親姓竇,唐太宗的皇后姓長孫,而當時長孫和竇都是鮮卑人的姓,長孫皇后的哥哥長孫無忌還是唐朝名相。唐朝宰相中有23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鮮卑人。這樣“坐胡床”、“穿胡服”、“習胡樂”之風氣日漸流傳開來,各種各樣高型家具也相繼出現(xiàn)。例如,這一時期的敦煌壁畫就以較多的家具圖像驗證了這一革新。雖然壁畫中也有很多席、榻形象的描繪,但是以胡床為代表的一些高型家具已以不可阻擋的勢頭占據(jù)了一定的比重,展示了漢民族在接受外來思想文化上的開放精神。胡床到了隋煬帝時代被改稱為交床,這是因為楊廣忌諱人們議論他的胡人血統(tǒng)[3]而頒布詔書將帶胡的名稱改名[4]的結果。交床的名稱是從其結構特征出發(fā)的,即兩足相交,便于折疊。今天可看到的最早的胡床形象即見于敦煌壁畫。

宋代是中國家具轉型的關鍵期,一些家具到了這個時期不同程度地發(fā)生了變化。兩宋戰(zhàn)事頻繁,因而能折疊、重量輕、搬運方便的胡床被人們經(jīng)常使用。然而,胡床作為臨時性坐具固然優(yōu)點較多,但其不能倚靠的缺點也是明顯的。為解決這一問題,宋人又進行了改進,并吸收了圈椅(或有些“靠背”)上半部的Ω形特征,增加了靠背和扶手,這樣就可以倚靠、扶持而獲得功能上的發(fā)展,這些變化可見諸當時的一些文學作品中。例如,蘇軾《點絳唇·閑倚胡床》詞云:“閑倚胡床,庾公樓外峰千朵。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鼻赜^《納涼》詩云:“攜杖來追柳外涼,畫橋南畔倚胡床?!庇纱丝梢?,此時一些胡床已非僅能折疊的凳子,更增加了“倚”的功能,這樣一來,范成大《北窗偶書》詩云:“胡床憩午暑,簾影久徘徊?!闭强梢杂脕硪锌浚娜瘴玳g靠著它即可休憩得不錯。由于它在功能上已是椅子,故又稱之為校椅或交椅。

宋代交椅的特征

作為折疊坐具,胡床與交椅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無靠背,后者有靠背,甚至有扶手。交椅也被稱為折疊椅、交足椅,其腿做成交叉狀,并在交疊部位安裝樞軸鉸鏈。座屜的橫棖之間以繩編就,椅腿張開后,靠背向后傾斜而能保持平衡。這反映在現(xiàn)存的一些宋代繪畫中,例如在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描繪了大量北宋末期的市井家具形象,其中表現(xiàn)最多的是店鋪內(nèi)的桌子和條凳,但椅子只有七件,其中有三件是交椅,即進城第一家店鋪店主坐的交椅,畫卷左端結尾處的“趙太丞家”交椅以及其后面樓上的交椅(它只露出椅圈與靠背,根據(jù)形制分析,應為交椅)。

交椅最大的特點是體輕,腿部交叉,可折疊,便于攜帶,適合長途跋涉后的憩息之用,在宋代較為流行。但是它也存在缺陷,由于受力點在腿部的交叉軸心,即使通常對此處進行了加固,也不太結實。這一點不像其他的中國坐具,大多是四足落地,承重在四足上,可以“立木頂千斤”。交椅的功能很多,行軍打仗,打獵出游,都可以使用,所以也有“行椅”、“獵椅”之稱謂。當位高權重者參加以上活動時,需有人扛著交椅一路跟著,當他累了,就坐于其上歇著,別人是不能坐的。這種情景在遼佚名《狩獵圖》、遼墓壁畫《出行圖》、南宋佚名《春游晚歸圖》、南宋肖照《中興瑞應圖》等畫中均有反映。久而久之,交椅甚至成了權力與地位的象征,如常用詞“第一把交椅”即源于此。明施耐庵《水滸傳》中有近50處提到了交椅,除普通交椅之外,還有金交椅、銀交椅、虎皮交椅、一字交椅、犀皮一字交椅等。當然,梁山泊“第一把交椅”由誰坐一直是英雄們關注的焦點,這反映了交椅地位的改變,有時其象征性遠大于功能性。

宋代交椅的兩種造型

按靠背造型,宋代交椅可分為直搭腦型與圓搭腦型兩種。

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出現(xiàn)的交椅

直搭腦型交椅形象可見于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山西聞喜縣下陽金墓壁畫、山西巖山寺金代壁畫、南宋肖照《中興瑞應圖》、南宋時大理國《張勝溫畫卷》、南宋佚名《歷代名臣像·岳飛像》(南薰殿舊藏)等畫中。按靠背的方向,直搭腦型交椅可分為橫靠背型與豎靠背型,前者可見于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趙太丞家”中的交椅,后者可見于南宋肖照《中興瑞應圖》。

北宋趙翁墓畫像石中肩背交椅的男仆

圓搭腦型交椅較為多見,它的搭腦與扶手連為一體而形成Ω形椅圈。其靠背多為豎向,形象可見于北宋趙翁墓畫像石、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趙太丞家”后面樓上交椅)、宋佚名《三顧草廬圖》、河南焦作宋馮汝楫墓《馮汝楫畫像》、宋佚名《蕉陰擊球圖》、金佚名《二十四孝圖》、江西樂平南宋墓壁畫、南宋趙仲間《五王熙春圖》以及四川廣元南宋嘉泰四年墓石刻浮雕、四川瀘縣南宋墓石刻等作品中。Ω狀圓形的搭腦與扶手也形成后來交椅的基本形制,等級相對高于沒有扶手的直搭腦型交椅。

注釋>>>

〔1〕胡是中國古代漢人對于漢人以外部族的稱呼,胡人通常指北方及西方的游牧民族,主要包括匈奴、鮮卑、氐、羌、吐蕃、突厥等,帶有一定程度的藐視含義。

〔2〕見于范曄《后漢書·五行志》,其中記載漢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乃至“京都貴戚皆競為之”。

〔3〕隋文帝楊堅娶了柱國大將軍獨孤信的女兒,而獨孤信是鮮卑貴族,所以隋煬帝的母親是鮮卑族人,楊廣身上有一半的胡人血統(tǒng)。

〔4〕例如,據(jù)唐人杜寶《大業(yè)雜記》記載,“(大業(yè)四年,即公元608年)九月,(煬帝)自幕(漠)北還至東都,改胡床為交床,胡瓜為白露黃瓜,改茄子為昆侖紫瓜?!贝藭饕涊d隋仁壽四年(604年)隋煬帝即位,到越王侗皇泰三年(621年)王世充降唐之間的歷史事件。杜寶在其另一著作《拾遺錄》也記載:隋大業(yè)四年避諱,改胡瓜為黃瓜。

來源:《古典工藝家具》雜志


消費者李小姐來電投訴,稱其今年1月18日在某家具商場定購了餐桌及書櫥,并交付了定金100元。商家送貨上門后,消費者發(fā)現(xiàn)有蟲蛀的現(xiàn)象,木板還是歪的,于是拒絕收貨,并要求被訴方退還100元定金,但遭到商家的拒絕。無奈,李小姐投訴至洛陽工商局12315指揮中心。

洛陽工商局12315工商人員接到投訴后,經(jīng)過調(diào)解協(xié)商后,被訴方經(jīng)營者現(xiàn)場將100元定金退還給投訴人。在此,洛陽工商局12315指揮中心提醒消費者,在定購家具時要選擇證照齊全、口碑良好的品牌企業(yè),并選擇正規(guī)、信譽高的經(jīng)營者,切不可貪圖便宜找游商小販;定購家具時千萬不要盲目,要仔細詢問并認真審看好合同約定,并與商家溝通清楚后再下單,以避免發(fā)生不必要的糾紛;到貨時,認真檢查所定購的家具有無瑕疵等質(zhì)量問題,以便及時向商家反映;保留好相關票據(jù),一旦自身權益受到侵害時可撥打12315進行投訴或到轄區(qū)內(nèi)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投訴。

(來源:大河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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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北巨鹿北宋遺址出土的木靠背椅(濮安國先生繪)江蘇江陰宋孫四娘子墓出土木靠背椅山西平陽金墓磚雕(加彩繪)中的桌、椅

    文_邵曉峰

    宋椅通論

    在人類千余年間逐漸形成的起居概念中,椅和凳的最大區(qū)別在于椅有靠背,除了供人垂足坐,還可供人倚靠,所以早期的椅子也稱為“倚子”。比如北宋歐陽修《歸田錄》卷二就記有:“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倚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壻坐其上,飲以三爵。”甚至到了南宋時期,趙與時還在其《賓退錄》卷一中說:“京(蔡京)遣人廉得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倚卓,金龍香爐?!倍幸欢螘r期,椅則常被人們用來指代椅樹或椅木,例如,北宋秦觀詩《次韻邢敦夫秋懷》之九曰:“果欲鳴鳳至,還當種椅梧?!边@里的“椅”指的就是椅樹。北宋曾鞏詩《劉景升祠》曰:“乃獨采樗櫟,不知取椅檀?!边@里的“椅檀”指的是椅木和檀木,泛指良材。

    到了南宋,將有靠背的坐具稱作椅子的說法逐漸增多。譬如,南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四引徐敦立言:“往時士大夫家,婦女坐椅子、兀子,則人皆譏笑其無法度?!钡且灿兴稳藢@一說法持有異議,而且說得頗有道理。北宋黃朝英(建州人,紹圣后舉子)在其《靖康緗素雜記倚卓》中說:“今人用倚卓字,多從木旁,殊無義理。字書:‘從木從奇乃椅字,于宜切,詩曰其桐其椅是也。從木從卓乃棹字,直教切,所謂棹船為郎是也?!凶恐蛛m不經(jīng)見,以鄙意測之,蓋人所倚者為倚,卓之在前者為卓,此言近之矣。何以明之?楊文公《談苑》有云:‘咸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倚卓一副?!磭L用椅棹字,始知前輩何嘗謬用一字也?!北M管如此,也許正因為宋初以后越來越多的椅子以木材來制作,早期的“倚”才逐步演化為我們今天所熟知的“椅”。

    椅作為高坐家具的代表,在宋代有了更為成熟的表現(xiàn)。宋代椅子可分為靠背椅、扶手椅、交椅、圈椅、寶座、連椅、玫瑰椅等。其中,靠背椅是宋代使用數(shù)量最多的椅子。

    靠背椅的造型盡管并不復雜,但宋人將其發(fā)展得豐富多彩。從現(xiàn)存繪畫和出土實物看,宋代靠背椅的搭腦多為出頭式,向兩側伸出很多,與宋代官帽的幞頭展翅有一定聯(lián)系,在形式感上也增加了對比性。以搭腦形狀分,宋代靠背椅可以分為兩大類:直搭腦靠背椅與曲搭腦靠背椅。

    直搭腦靠背椅又可分為橫向靠背與縱向靠背兩種(靠背的橫向與縱向指的是靠背與人的脊柱接觸處主要木條的方向),其中以直搭腦縱向靠背椅為多。在眾多的古畫和墓葬品中,浙江寧波南宋石靠背椅可作為直搭腦縱向靠背椅的代表。南宋石靠背椅原為南宋史詔墓道前的隨葬品,在浙江省寧波市東15公里的東錢湖被發(fā)現(xiàn)。原先石椅有兩件,一件后被破壞,另一件于上世紀90年代由文物管理部門從農(nóng)民家收集后歸放原處。

    石椅根據(jù)當時真實大小的木椅造型與結構雕制而成,是宋代典型的燈掛椅。石椅中間部分為實芯,大部分被椅披覆蓋,下設足承。座屜下有牙角。水平搭腦有殘缺,圓形斷面,從殘存痕跡看,搭腦應是向兩側挑出的。四足有側腳,兩后足略向后傾斜,使倚靠舒適。側棖線腳使用了劍脊線,使此椅成為較早運用劍脊線的實例。椅子兩側座屜下部使用具有結構與裝飾雙重作用的牙板,此外在巨鹿宋椅、江陰宋椅、鹽城宋椅上也使用了牙板,說明在宋代已廣泛使用牙板,并為明清家具沿用。中國傳統(tǒng)家具學者陳增弼先生認為石椅座屜使用的是“兩格角榫座屜”做法,這為我們認識南宋椅類家具提供了較為直接的尺寸與數(shù)據(jù)。

    至于直搭腦橫向靠背椅,可見于江蘇江陰孫四娘子墓出土木靠背椅、內(nèi)蒙古林西遼墓出土木靠背椅、北京遼金城垣博物館藏金代木靠背椅和寧夏涇源北宋墓磚雕椅等,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的雙人連椅也有如此特征。

    宋代曲搭腦靠背椅

    宋代曲搭腦靠背椅可分為橫向靠背式與縱向靠背式。

    曲搭腦縱向靠背椅有河北巨鹿宋城遺址出土木靠背椅、江蘇溧陽竹箐鄉(xiāng)李彬夫婦墓出土陶椅等,其形象還可見于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宋佚名《十八學士圖》、南宋佚名《五山十剎圖》等宋畫。

    曲搭腦橫向靠背椅實物在河北宣化下八里遼張匡正墓、張世本墓、張文藻墓,內(nèi)蒙古赤峰遼墓,內(nèi)蒙古喀喇沁旗婁子店鄉(xiāng)遼墓等遺跡中皆有出土。

    以內(nèi)蒙古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遼墓出土木靠背椅為例。此椅通高50厘米,座面高22厘米,椅面長35.5厘米、寬36.5厘米。座面近于攢邊做,中間部位為薄木板制成,與卯合的四框齊平,前大邊與左右抹頭兩端的交接處向外突出,并做了一定圓角處理。前沿橫棖上的鑲板有兩個桃形開光。椅背橫靠背作弓背狀,下附加兩根三棱形細橫棖。

    河北宣化遼張文藻墓出土的兩件木椅和前述椅子雖然出土地點不同,但是在造型與結構上是一脈相承的。張文藻墓木椅被發(fā)掘時是置于桌旁的,應是桌子的配套家具。其中一件木椅,高78厘米(足高32.5厘米),座面長42厘米、寬35.5厘米。座面也近于攢邊做,只是前大邊與左右抹頭兩端的交接處向外突出的部分未做圓角處理,而是呈現(xiàn)原有的方形截面。前后邊框鑿鉚,中置串帶兩條,帶上托椅座面,座面和橫帶用四枚木釘楔合加固。另一件木椅已散架,但可復原,形制同上,靠背為弓形。

    除了以上兩墓,內(nèi)蒙古赤峰遼墓、內(nèi)蒙古喀喇沁旗婁子店鄉(xiāng)遼墓等其它遼墓也出土了較為類似的靠背椅,其鮮明特征是椅面前大邊與左右抹頭兩端的交接處有向外突出的部分,呈十字形。這反映了一定的區(qū)域特征,也和審美心理有關,也許由于椅面前端的這種十字形突起沒有實際的功能價值(甚至妨礙臀部的活動),所以并沒有被繼承下來。

    曲搭腦靠背椅在搭腦的彎曲造型上也有較大的變化,例如著名的河北巨鹿宋城遺址出土的木靠背椅,其搭腦就呈現(xiàn)出一定向下彎曲的弧形變化。而南宋佚名《五山十剎圖》中的徑山化城寺客位椅子在搭腦上則呈現(xiàn)出三段變化,中間一段最高,且邊端作弧形變化,兩側的兩段偏低,其兩邊也作弧形變化。

    這一時期,一些重要人物所坐的靠背椅曲搭腦末端出現(xiàn)了龍頭的造型變化。例如四川大足南山第5號窟南宋三清古洞群像中的靠背椅、宋佚名《女孝經(jīng)圖》中的靠背椅、宋佚名《宋代帝后像(南熏殿舊藏)》中十多位帝后所坐的靠背椅等。

    宋代靠背椅實物

    由于宋代靠背椅的形象多為側面,叫人難以分清究竟是直搭腦還是曲搭腦。這種情況一般出現(xiàn)在“一桌二椅”的家具陳設形式中。例如:河南安陽小南海北宋墓壁畫、山西平陽金墓磚雕、山西聞喜寺底金墓壁畫中的靠背椅均是如此。由此可見,河南地區(qū)對于“一桌二椅”的家具陳設形式的運用最多也最成熟。在高坐起居方式的家具中,桌和椅是最重要的家具品種,在這里它們的組合已經(jīng)定型,說明高坐起居方式已經(jīng)在這一地區(qū)開始普及。

    宋代靠背椅出土的實物較少,占比重最大的是明器。若論當時的實用椅子遺物范例,當屬河北巨鹿北宋遺址出土的木靠背椅,其背后有明確的墨書題款紀年,顯示為:“崇寧叁年(公元1104年)叁月貳拾肆日造壹樣椅子肆只”,另一處墨書顯示為“徐宅落”3個字。說明當時的工匠共為徐宅制作了4件這種款式的椅子。

    河北巨鹿北宋木靠背椅沉睡于泥沙之下八百余年,出土時雖已散架,但構件基本保存完整,通體髹飾過桐油,后經(jīng)修復,藏于南京博物院。中國明式家具研究所所長濮安國先生在其《中國紅木家具》中對它進行了重新繪制。此椅高115.8厘米,坐高60.8厘米,座屜寬50厘米,椅深54.6厘米,出頭搭腦向外挑出,并呈下彎的弓形,為燈掛椅式造型。座屜由兩塊面板拼合而成,面板端頭與短抹使用落槽拼合法,但在大邊處不入槽,與其只是平合拼接,采用的也不是“攢邊做”手法。由此可見,我國家具中的這一做法在北宋晚期尚處于形成階段。此件北宋實用木椅的出土可謂是北宋末年宋徽宗時期民間木家具的珍貴實物資料,為研究我國宋代家具樹立了標準,對研究我國古代坐具有重要價值。

    1980年,江蘇省江陰縣北宋“瑞昌縣君”孫四娘子墓出土,墓中有一件杉木靠背椅。椅高66.2厘米,坐高33厘米,座屜寬41.5厘米,椅深40.5厘米,椅面厚3厘米。座屜結構方法與前述的巨鹿木椅大致相同,也為“兩格角榫座屜”,可以看作是北宋后期流行制作程式的產(chǎn)物。椅背設一橫檔,向后微彎。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件木椅的兩后腿均釘有雙手合攏于腹前的侍俑(此墓出土的木桌也是如此),這種家具設計應是當時當?shù)靥囟L俗的產(chǎn)物,別有含義,寄予了當時的某些喪葬觀念,譬如即使到陰間也有眾多仆人進行周到的伺候。

    另外,北京遼金城垣博物館藏金代木靠背椅、內(nèi)蒙古林西遼墓出土木靠背椅、內(nèi)蒙古解放營子遼墓出土木靠背椅、河北宣化遼張文藻墓出土木椅、江蘇武進南宋墓出土木靠背椅均是現(xiàn)存十分可貴的宋代靠背椅實物。


    橡膠木指接板價格下滑,建筑模板市場無亮點。地板市場方面,密度板貼皮地板嶄露頭角,孿葉蘇木實木地板市場人氣冷清。

    一、人造板市場:受到環(huán)保查處力度加大以及陰雨天氣的持續(xù)影響,人造板市場買賣氣氛難以好轉,行情持續(xù)弱勢整理。有業(yè)內(nèi)人士指出,山東等北方地區(qū)仍舊是環(huán)保查處的重災區(qū),這對人造板市場依然造成相當嚴重的沖擊。而在南方市場,持續(xù)的陰雨天氣不但影響到了人造板的生產(chǎn)進度,同時對戶外建筑以及室內(nèi)裝修進度也造成一定的影響。
    橡膠木指接板價格下滑。據(jù)商家表示,受到橡膠木原材料價格不斷下滑的影響,近期橡膠木指接板價格也呈現(xiàn)走跌的態(tài)勢,跌幅大約在10元/平方米左右。目前廣東市場橡膠木指接板規(guī)格1220×2440×20mm、AA級商家報價200-220元/張。
    建筑模板市場無亮點。業(yè)內(nèi)人士表示,近段時間陰雨天氣不斷,嚴重影響到戶外工程建筑的施工進度,建筑模板市場需求難以好轉,行情弱勢整理。目前1220×2440×18mm建筑模板報價125-185元/張。
    二、地板市場:近期,地板市場缺乏亮點,各種類地板市場成交量持續(xù)維持低位。價格方面,有商家表示,受制于現(xiàn)階段市場交易的不暢,地板的價格整體維持平穩(wěn)。
    密度板貼皮地板嶄露頭角。有業(yè)內(nèi)人士表示,近兩年來密度板貼皮地板在市場上嶄露頭角,并且受到了下游廣大消費者的關注。原因主要在于目前市場的消費主力集中在80、90后,但是這一消費群體對價格較高的實木地板、實木復合地板等的消費能力較為有限,不少消費者開始轉向價格較低的密度板貼皮地板,這給了密度板貼皮地板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市場關注度持續(xù)升高。
    孿葉蘇木實木地板市場人氣冷清。據(jù)商家表示,近兩年來受到家居市場風格的轉變,孿葉蘇木地板開始遭受市場的冷落,市場需求量不斷下滑,行情陷入低迷的態(tài)勢。目前廣東市場910mm×125mm×18mm商家報價520-560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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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邵曉峰編輯/陳桂湖

    人物名片

    邵曉峰

    邵曉峰,江蘇省委宣傳部授予的“首屆江蘇青年社科英才”、江蘇省政府“333高層次人才培養(yǎng)工程”第二層次學術領軍人才。南京市青年美術家協(xié)會主席、江蘇省青聯(lián)常委、江蘇省青年美術家協(xié)會副主席、江蘇省徐悲鴻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江蘇省社科聯(lián)理事、江蘇省中國畫學會理事、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會員。南京大學中華圖像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南京林業(yè)大學教授、博導,藝術學院美術與設計研究中心主任。

    核心提示

    宋代文人普遍喜讀佛典,有的熱情甚至超過僧人,這些導致了佛學在文化意義上的方興未艾。宋代文人對佛學的理解也顯得與以往不同,能將佛禪之理轉化為與生活相關的人生智慧,發(fā)展出獨特的心性學說,促成了佛教的儒學化,并使文人佛學成為宋代佛教最具活力的內(nèi)容。

    在中國佛教史上,有一種流行觀點,認為宋代已進入佛教發(fā)展的衰落期,此時對佛典的翻譯和闡釋基本結束,在佛教理論上已無實質(zhì)性建樹,佛教僧團不如六朝、隋唐興盛,也沒有能與慧遠、玄奘、慧能比肩的高僧。然而,北宋文人曾紆(丞相曾布之子)的筆記《南游說舊》中記載的一則王安石軼事可有助于我們換個角度思考這一問題。

    王安石的另類供養(yǎng)

    圖1王安石像

    筆記中說,王安石(圖1)打算將小女嫁給自己的得意門生蔡卞。蔡卞是蔡京之弟,聰慧過人,13歲就考中進士,師從王安石,深受其賞識。王安石推行新法,蔡卞積極支持,后來官至尚書左丞(在政治上蔡卞后來與其兄蔡京分道揚鑣)。王夫人吳氏因疼愛此女,就購置了昂貴的“天下樂暈錦”制成床帳來作為女兒的陪嫁??墒腔槎Y尚未舉行,好事者已將其奢侈程度遠播,于是很快就傳進宋神宗的耳朵里。神宗很是不解,于是問王安石:“愛卿作為一代大儒,怎能用如此貴重的錦帳嫁女兒?”王安石吃了一驚,無言以對。回到家中問夫人,果然如此。于是趕緊將錦帳獻給汴京名剎開寶寺,用作福勝閣佛帳的藝術裝飾,并于第二天向皇帝謝罪。

    王安石是一代名相,清廉自持,對于居所、服飾、飲食從不講究。神宗作為有為君主,也崇尚節(jié)儉。但是,將奢華之物獻給寺院以助其華麗,即使在這樣一對君臣看來,也是理所應當?shù)?。對于這種現(xiàn)象,不信佛的北宋大文人曾鞏感到不可理解,鑒于佛寺裝飾的奢侈之風,他在《鵝湖院佛殿記》中說:“資其宮之侈,非國則人力焉。而天下皆以為當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庇纱苏凵涑龇鸾淘诒彼蔚陌l(fā)展盛況。

    宋代文人佛學活躍

    實際上,隨著儒釋道的合流以及佛教在安定人心上具有的重要作用,宋朝統(tǒng)治者對佛教多給予大力支持。宋代僧尼人數(shù)占全國人口的比例超過唐代的1:322,其中以真宗與徽宗時期為最高,約為1:40。南宋時期,佛教依然興盛,因此,不信三世輪回之說的朱熹無奈地說:“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勢如何拗得他轉?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自難得。三世之后,亦必被他轉了?!惫识?,王安石將女兒的嫁妝獻給寺院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的自然之舉。

    王安石常讀佛經(jīng),其家鄉(xiāng)江西臨川是禪宗的重要發(fā)源地,對其影響較大。據(jù)宋惠洪《冷齋夜話》記載,王安石之所以肯出任宰相是因為受到云門宗高僧雪峰義存的一句話:“這老子常為眾生作什么”的激發(fā),“常為眾生作什么”正是菩薩行的精神,顯示了新禪宗的魅力。

    王安石的佛緣實與宋代佛教的世俗化與文人化密不可分。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包括民間信仰與文人佛學,前者主體是民眾,其信仰主要體現(xiàn)佛教中超自然的內(nèi)容;后者主體是知識精英,他們關注的主要是學理性的內(nèi)容。

    宋以前,僧人中的大德較多,他們承擔著佛經(jīng)翻譯與傳播的重任。到了宋代,由于文人地位的提高,有識之士紛紛加入文人陣營。宋代文人普遍喜讀佛典,有的熱情甚至超過僧人,這些導致了佛學在文化意義上的方興未艾。宋代文人對佛學的理解也顯得與以往不同,能將佛禪之理轉化為與生活相關的人生智慧,發(fā)展出獨特的心性學說,促成了佛教的儒學化,并使文人佛學成為宋代佛教最具活力的內(nèi)容。

    宗教藝術是人間最美

    至于皇帝與宰相同意將奢華之物獻給寺院以助華麗,在當時是有社會基礎的。佛教雖然在本質(zhì)上對物質(zhì)生活不看重,而且有些宗派完全不提倡物質(zhì)享受,但隨著佛教的發(fā)展以及為了吸引更多民眾來信奉,對佛國以及佛教事物進行美化也是需要的。特別是到了唐宋,隨著佛教在宣傳上對佛本生題材的弱化和西方凈土變題材的強化,畫工們描繪的西方極樂世界的美好景象,也離不開對人間皇室的生活環(huán)境的觀察與想象。

    這些不但與佛教的傳播手段有關,而且具有理論基礎,如《阿彌陀經(jīng)》里敘述的“極樂國土”在物質(zhì)上就極為華美而豐富。其中,地是“黃金布地”,房子是“七寶樓閣”,并有“七重欄循、七重羅網(wǎng)、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匝圍繞;另有七寶池,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亦以金、銀、琉璃、玻璃等寶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璃、玻璃、硨磲、赤珠、瑪瑙飾之?!币虼?,信徒便將佛典中以比喻手法表達出來的凈土世界具體化、形象化,并用世俗的黃金珠寶來塑造,不遺余力地表現(xiàn)其莊嚴與華美,以虔敬之心試圖在人間營造出理想國。

    在宗教建筑中,為了使人們深信萬能的菩薩、神仙或上帝,無論寺廟、道觀或教堂,都修建得莊嚴肅穆,其主要目的就是使信徒們感到神靈的崇高,自己的渺小,從而產(chǎn)生歸屬感。實際上,在各大宗教的世界里,信徒們的確多是把人間最美好的事物供奉給了宗教場所,如此才形成了宗教藝術的昌盛發(fā)達。

    精美莊嚴的佛教家具

    圖2北宋《水月觀音像》(軸)中的須彌座圖3北宋李公麟《維摩演教圖》中的香幾

    譬如,以宗教建筑中的佛教家具為例,北宋《水月觀音像》(軸)中的須彌座(圖2)、北宋李公麟《維摩演教圖》中的香幾(圖3)、南宋佚名《羅漢圖之二》(日本靜嘉堂文庫藏)中的靠背椅、足承(圖4)均可以視為精美絕倫、工藝復雜的宋代家具代表。就實物而言,1966年出土于浙江瑞安慧光塔的北宋描金堆漆舍利函(圖5),高41.2厘米,底寬24.5厘米。四壁開光繪佛教故事,周圍布滿描金堆漆的朱色牡丹紋,做工精湛,美輪美奐,現(xiàn)藏于浙江省博物館。

    圖4南宋佚名《羅漢圖之二》中的靠背椅、足承圖5北宋描金堆漆舍利函,1966年出土于浙江瑞安慧光塔。高41.2厘米,底寬24.5厘米。四壁開光繪佛教故事,周圍布滿描金堆漆的牡丹紋。(浙江省博物館藏)

    作為修行者,本應拋棄物質(zhì)享受,但為了體現(xiàn)宗教的“莊嚴具足”,又須表現(xiàn)佛像莊嚴、法器貴重、齋局盛大。目前,各地佛寺中,殿堂的金碧輝煌成為人們印象中寺院的特征,千佛殿、萬佛樓成為各地效仿的標志,而廟宇規(guī)模的不斷擴大與佛像高度的不斷攀升也成為各地競爭的熱潮。對于此類現(xiàn)象,其實早在宋神宗年間,當時的狀元黃裳已在《含清院佛殿記》中感慨地說:“佛之性,其體也圓,其用也光,惟其所感宮殿樓閣戶牖階砌,嚴麗廣博。寶華妝校,翠影妙香不可窮,既然,而佛之榮華侈靡豈資于物哉!”那時,黃氏的醒世之言如同石沉大海,而跨越千年的今天,此問題又何去何從呢?

    來源:《古典工藝家具》雜志


    為了更好地迎接新年的到來,相信大家在家里打掃衛(wèi)生的時候一定特別講究,不同的家具,一定會有不一樣的清潔方法。那么,對于家里的原木家具,又該如何清潔呢?

    原木家具的清潔并不復雜,保養(yǎng)的材料也簡單易得。只要用水質(zhì)蠟水直接噴在原木家具上面,再用柔軟的干抹布擦干,家具便會很光亮很干凈。

    如果在擦拭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原木家具表面有刮痕,就可以涂上一些魚肝油,一天之后用濕布把表面的魚肝油擦拭干凈即可。此外,用濃鹽水蠶食原木家具,還能防止木質(zhì)朽壞,延長家具的使用壽命。

    若原木家具的表面沒有經(jīng)過特殊處理,那么長時間駐留的水、酒精燈液體就會使家具留下白色的痕跡。因此,當家具表面有液體存留時,必須立即擦拭干凈,保持干燥。

    如果發(fā)現(xiàn)原木家具表面已經(jīng)出現(xiàn)水痕,那么就可以用一塊涂了少量色拉油或蛋黃醬的干凈軟布于水痕處順木紋方向擦拭?;蚩捎脻癫忌w在痕跡上,然后用電熨斗小心地按壓濕布數(shù)次,痕跡即可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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