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于《看歷史》

2012年初春，云貴高原的清晨還透著涼意，云南省劍川縣桃源村白族小伙段文青與父親段學軍起了個大早，跨上摩托車駛向10多里外的獅河村。段家的新宅快完工了，按照白族習俗，堂屋要用六扇格子門，獅河村是遠近聞名的“木雕之鄉(xiāng)”，連鄰縣的鄉(xiāng)民都常慕名前來訂購格子門。

大約半小時后，獅河村到了。父子倆走進一家店鋪，迎面飄來木料的清香，墻角、窗臺、花臺上倚著一塊塊雕花板，段學軍隨手拿起一塊，放在手里打量：梅樹枝繁葉茂，枝條蒼勁古樸，點點梅花點綴在枝頭。

格子門，也稱格扇，日本喚作格子戶，一般由格眼、腰串與障水板三部分構成，是古代廟宇、會館、宮殿、民居中經常采用的一種木門。格子門如今在都市中已鮮見，而劍川的白族人家，房屋大多為“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一正兩耳”的布局，所謂“三坊一照壁”，即正房兩山都有“漏閣”，兩側建有耳房，迎面打堵別具民族風格的一高兩低的照壁。無論哪種布局，堂屋往往選用六扇格子門，一來采光充分，二來美觀大方，這個古老的傳統(tǒng)一直傳承至今。

上午八點，陽光灑滿了獅河村村口那片空壩子，鋸木機鼓噪的聲響把這個村莊從睡夢中喚醒，獅河村的男人、女人，紛紛搬出自家的板凳、行頭，拿出全套的雕刀，從街頭到巷尾，滿目都是埋頭做活的木匠。獅河村位于劍川壩子東南端，下轄上河、下河、官登三個自然村，人口約2800人，從事木雕的就有1700人，人說獅河“家家戶戶做木雕，老老少少齊動手”，大概就是眼前這場景了。

段文青跟父親在村里打聽格子門的行情。六扇手工雕刻的格子門價格在5000元上下，機器雕的3000元，相差的2000元可是段文青在昆明一個月的工錢了。機器雕的格子門，線條生硬，工藝粗糙，而段學軍家祖?zhèn)鞯摹懊诽m竹菊”格子門，是祖輩重金延請木匠，足足雕了三個月才完工的，單說“牡丹”那扇門，牡丹含苞待放，喜鵲在枝頭喳鬧，哪里是木雕，分明就是一幅花鳥畫。

父子二人最終還是訂購了一套手工格子門。至于原因，段學軍這樣說：“在劍川，格子門的好壞，往往是一戶人家富庶與否的標志。我們寧愿平時省吃儉用，也要把格子門張羅得漂漂亮亮的，那是白族人代代相傳的紐帶?！?/p>

一場戰(zhàn)爭帶來的古老手藝

大清早的上門生意，令木匠羅照華很是高興，段學軍離開后，他轉身回屋泡了壺普洱茶，開始了一天的活路。羅照華18歲學徒，現年37歲的他已經在這個行當摸爬滾打20個年頭了。今天，他雕的是塊格子門格眼，比起“春夏秋冬”、“梅蘭竹菊”等圖案，格眼其實是格子門最傳統(tǒng)的樣式，宋人李誠的《營造法式》卷七《小木作制度二·格子門》收錄了八種格子門樣式，便全部為格眼。

從《營造法式》與劍川格子門的關系，似乎不難看出劍川木雕與中原文化的某種關聯。羅照華告訴我，他剛當學徒的時候，師傅講過一個故事。很久以前，劍川有個木匠叫阿生，和徒弟應召入宮建造“攬月樓”，路上遇到一個白發(fā)老者沿街乞討，阿生把身上的銀子全部給了老者，老者接過錢后突然消失了，半空中傳來渾如洪鐘的聲音：“我是木匠祖師魯班，劍川木匠品性好，我把《木經》傳授給你們，并封劍川為‘木雕之鄉(xiāng)’?！痹捯魟偮洌罩新湎乱话涯境?，上書“不依規(guī)矩，不成方圓”八個金字。從此，劍川木匠人才輩出，手藝代代相傳。直到今天，村里的本主廟除了大黑天神外，還供奉魯班，每年農歷八月十七日，村里木匠都要到此祭拜，拜謝祖師爺給了劍川人這門謀生的手藝。

中國木匠歷來奉魯班為祖師，劍川木雕自然也擺脫不了這個窠臼。歷史上，劍川木雕的起源，或許與一場戰(zhàn)爭不無關聯，飽含著流亡與背井離鄉(xiāng)的苦楚。

“安史之亂”后，盛極一時的大唐王朝步入了它的晚年，已經無力抵抗來自西北的吐蕃與西南南詔王朝的輪番挑釁。大唐咸通二年至十年間(公元861-869年)，南詔三次攻襲益州府，擄掠十萬工匠而回。這些工匠后來被當作奴隸，發(fā)配到南詔各地，當時的南詔王朝大興土木，建造宮殿、廟宇、樓閣，工匠將余生投入到這個陌生的國度，再未回到故土。唐代的益州，樂山大佛完工后便加蓋了數十米高的樓閣；“成都大慈寺有閣殿、塔、廳堂、房廊，無慮八千五百二十四間”(語出北宋李之純《大慈寺畫記》)，可見當時的西蜀建筑與木雕工藝已頗為成熟。

西蜀工匠給劍川木雕帶來了大唐王朝的血液，而木雕手藝在劍川其實有著極為久遠的歷史。1957年3月，劍川縣政府組織民眾對劍湖南端的海門口及海尾河“裁彎改直”，工人在清理泥沙時，接二連三在淤泥中挖出一根根粗細不一的木樁，共有224根，下端削尖插入土中，上面還有榫卯連接，顯然是一處干欄式建筑遺址。經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驗室碳同位素測定，大約距今3000年上下，相當于中原商周時期。

2008年，海門口再度引起全世界的矚目，1350平方米的發(fā)掘面積中發(fā)現了4000余根木構架，整個遺址分布范圍約5萬平方米。木柱底部均被砍削成鈍尖狀，柱身大多有人工加工的痕跡，長的2米多，短的幾十厘米，一些橫木上和樁柱上發(fā)現鑿有榫口和榫頭，以及連接在一起的榫卯構件，可見當時的古人已經熟練掌握了砍、劈、削、鑿、穿、插等建筑手法。這也是迄今中國發(fā)現的最大的干欄式建筑遺址。

除了歷史淵源，劍川獨特的地理環(huán)境與交通位置，或許也是孕育木雕的土壤。劍川多山地，少平壩，洪水、干旱、地震等災害時有發(fā)生，多變的氣候不適合水稻、玉米等農作物的生長，這就注定了農耕無法成為劍川百姓的重心，學一兩門手藝才能謀生。同時，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漢年間，劍川便是南方絲綢之路與茶馬古道的要沖，商賈、文人、工匠、官吏、僧侶往來不絕，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藏文化乃至異域的東南亞文化在這里匯合、交融，給劍川帶來了多元的文化元素與建筑技巧。

如果說商周時期的海門口干欄式建筑尚處于萌芽階段，來自西蜀大地的工匠，則給它注入了大唐王朝的基因。唐代以后，劍川木雕不見于史料記載，我們已無法勾勒出唐代之后劍川木雕的演變脈絡，時至明清它才再次見諸史籍。而流存至今的劍川木雕，也大多為明清年間的作品，今天的劍川古城，尚保存明代院落21個，清代院落146個，鄰近古鎮(zhèn)散落著為數眾多的廟宇、戲臺、民居，也成為我們了解劍川木雕的絕佳標本。

邁入徐霞客曾經投宿的院落

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徐霞客結束了在麗江的行程，經鶴慶來到劍川，當日天色已晚，徐霞客在山塍塘借宿了一晚，第二天來到縣城，投宿在城北楊貢生家中。在《徐霞客游記·滇行游記七》中，他寫道：“稅放行李于北街楊貢生家，乃買魚于市。見街北有祠，入謁之?！?/p>

2012年3月的一個清晨，劍川古城氤氳在一場小雨中，我輕輕叩響北門街27號的大門，楊大爺從火爐旁起身，把我領進門。老伴張金李在內屋聽見來了客人，“嘎吱”一聲，推開斑駁的格子窗，探出頭跟我打招呼。北門街27號住著楊貢生的后人，院落南北兩側的建筑已蕩然無存，蓋上了磚瓦新房，只有里面還保存了幾間明代建筑。筒瓦上枯黃的雜草，磨得光滑的門檻，黑黢黢的格子門以及那些面目模糊的雕龍梁頭，無不訴說著庭院的歷史。

徐霞客用大量筆觸描述著劍川山水，卻對投宿的楊家大院只字未提。陪同我的張笑先生是劍川著名學者，研究木雕已有十余年歷史，他說，徐霞客關注的是山川之美，而非木雕之美，然而我眼前的楊家大院許多木構件都可稱劍川木雕的杰作，比如屋檐下的龍形梁頭，縱然已逾數百年，龍頭厚重粗獷，龍眼怒目圓瞪，龍須飄逸逼真，古樸而凝重。

此外，趙姓將軍第、張姓宅院、陳氏宅院、何可及故居等院落也出自明人之手。西門街60號便是何可及故居，修建于明天啟元年至天啟三年間(1620-1623年)。何可及官至陜西道御史、太仆寺卿，或許正是因為這段在外為官的經歷，他的院落為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格局，而不是劍川常見的“三坊一照壁”或“四合五天井”。中堂的梅花形格子門縱然距今已數百年，卻完好如初，雕花如同點點梅花一般點綴在格子門上，堪稱明代精品。

從何可及故居穿過幾條小巷，便是古城赫赫有名的“魯將軍府”。明清兩代，魯家先后出過震威將軍、建威將軍。民國時期，這里還走出了國民黨第九戰(zhàn)區(qū)司令官，58軍軍長魯元。“魯將軍府”修建于清嘉慶年間，一進兩院，南院為“四合五天井”，北院為“三坊一照壁”。張笑說，明代梁坊一般無雕刻，時至清代，“魯將軍府”梁坊下方出現了“白鶴飛松”、“竹報平安”、“暗八仙”等裝飾性雕刻，其風格走向了精細與婉約。

1958年“大躍進”，“魯將軍府”被用作公社食堂，魯家人不得不搬離祖宅。臨走時，魯元將軍的弟媳張德和舍不得格子門，求著街坊四鄰偷偷把六扇格子門卸下來，運到城外土坯房中。低矮的土坯房放不下格子門，張德和鋪在地上當床板，就這樣把六扇格子門保存了下來。幾年前，有學者到劍川古城考察木雕，他驚奇地發(fā)現，“魯將軍府”的格子門是整個劍川乃至中國發(fā)現的唯一一組“百福百壽門”。木匠在格眼中間又創(chuàng)造性地安上一枚枚印章大小的木雕，上刻百余個不同字體的“福”或“壽”字?，F代書法作品中，常常有“百福圖”、“百壽圖”，沒想到數百年前的劍川工匠居然在木頭上雕出了一幅幅“百福圖”、“百壽圖”，令人驚嘆他們的精巧構思。

走出將軍府已是黃昏，雨停了，青黛色筒瓦的縫隙間芳草萋萋，滴水上張牙舞爪的獸面在陽光下清晰可見，雕花門樓如同一只只張翅欲飛的雄鷹，排列在狹窄的街道兩側，直至沒入巷道深處。陳舊的木門半掩，女人們在院落里淘米、洗菜，準備一家人的晚飯，古老的劍川古城又平靜地走過了一天。在中國，或許再沒有一個像劍川古城這樣的地方，能保存如此多的明清院落，它們堪稱中國古建筑的博物館，也是一部栩栩如生的劍川木雕史。

劍川木匠到處有

“江水悠悠向東流，淚水滾滾注心頭；三弦彈起出門調，喝不盡憂愁。隔山隔水隔家鄉(xiāng)，隔父隔母隔妻兒；背井離鄉(xiāng)做木匠，一生當馬牛……”

這是在劍川廣為流傳的一首《出門調》，字里行間浸透著木匠外出謀生的種種艱辛，背井離鄉(xiāng)，起早貪黑，忍受著與親人別離的痛楚。大約在清代，劍川木雕已經形成獨樹一幟的風格，一批批劍川木匠外出謀生計，足跡幾乎遍布整個中國西南。

2009年夏天，昆明市金碧廣場，燈光下的金馬碧雞坊雕梁畫棟，斗拱飛檐，金碧輝煌。市民消暑納涼，孩童嬉戲打鬧，外地游客在牌樓下留影，這里已然成為昆明市的標志性建筑。很少有人知道，金馬碧雞坊其實是劍川木匠的杰作。牌樓最早修建于大明宣德年間，屢遭兵燹，又多次重建，光緒十年(1884年)云貴總督岑毓英主持重建金馬碧雞坊。此前，劍川木匠接連修建了劍川文廟、大理府衙、昆明三市街忠愛坊，在云南名噪一時，復原金馬碧雞坊的重擔便當仁不讓地落在了劍川工匠肩上。

劍川大山神(劍川人對大木匠的稱呼)楊文樾領著徒弟來到昆明，實地勘察，四處尋找上了年紀的老昆明人，咨詢昔日金馬碧雞坊的樣式。幾個月后，嶄新的金馬碧雞坊最終完工，牌樓為典型的“四柱三開間”，各高14米，寬18米。值得一提的是斗拱，這是中國古代建筑安放在柱子與梁之間的過渡性木構件，斗是斗形的木墊塊，拱是弓形的短木，拱架在斗上，向外挑出，拱端之上再安斗，形成上大下小的托架，環(huán)環(huán)相扣。金馬碧雞坊的斗拱共有五層，稱為“四踩五跳”，如蟒蛇纏繞，無論從藝術或技術的角度來看，都足以象征和代表古典建筑的精神和氣質。

清人張泓在劍川任過幾年知州，他在《滇南新語》一書中寫到：“蓋劍土磽瘠，食眾生寡，民俱世業(yè)木工。滇之七十余州縣及鄰滇之黔、川等省，善規(guī)矩斧鑿者，隨地皆劍民?！睆堛€記載了劍川木匠的往來周期，“近則仲夏孟冬載獲兩歸，遠則以收獲為期必一返，獲畢仍往”。

清代、民國年間，一批批劍川木匠哼著《出門調》離開故土，遠赴貴州、四川、廣西，甚至更遠的緬甸、越南、老撾、泰國謀生計，這個木匠遷移潮大約持續(xù)了兩三百年之久，也在中國西南乃至異域留下了諸多精美絕倫的建筑。

今天的云南省，留存著諸多清代、民國年間的寺廟、會館、牌樓、民居，其中不少精品皆出自劍川工匠之手，比如昆明國通寺、華亭寺、筇竹寺，騰沖和順圖書館，建水孔廟，晉寧盤龍寺，大理大慈寺、杜文秀帥府，麗江木王府，保山飛來寺，中甸歸化寺(松贊林寺)等等。直到今天，劍川木匠依舊走南闖北，四海為家。

2009年冬天，我來到四川省西昌市禮州古鎮(zhèn)，古剎西禪寺正在大修，古老的大殿里，幾個年輕的木匠正在雕鑿格子門，我問他們來自哪里，結果全是劍川木匠；2010年春天，四川涼山州瀘沽湖，一戶摩梭人家新房完工了，不消說，也是劍川木匠的杰作。

如果說劍川木雕的古代瑰寶散落在民間，其現代精品則出自大山神段國良之手。從獅河村回到劍川縣城后，我到古典木雕家具廠拜訪段國良，現年65歲的他從事木雕手藝已近半個世紀了。

清晨，和煦的陽光透過格子門格眼，灑在一張坑坑洼洼的桌案上，大大小小的雕刀散落一桌，段國良手握雕刀，正雕鑿一塊掛屏，題材為三層博古架。木料長約1米，寬約20厘米，厚約10厘米，方尺之間布置了琳瑯滿目的物件，花瓶、筆筒、茶壺、茶盞全是鏤空雕刻，看起來如同實物擱在博古架上一般。

與中國傳統(tǒng)四大木雕相比，劍川木雕往往選用質地細膩、柔韌的青皮木，題材以山水花鳥、珍禽異獸為主，更有一種自然的意趣。段國良說，掛屏用的青皮料，是在香格里拉一帶買的，剛拉回來的木料潮濕，得鋸成一截截的，橫豎交叉，碼到院子里陰干兩年后才能使用。劍川木匠有四把刀：平刀、圓刀、三角刀、彎刀。每種刀又有諸多尺寸。平刀、圓刀最常用，彎刀主要用來做深浮雕，靈巧的三角刀則用于最后的平整。雕刻完成后再用砂紙打磨，第一道用粗砂，而后越來越細。這些流程，與傳統(tǒng)的東陽木雕、黃楊木雕等并無太大區(qū)別，而劍川木雕最精妙的特色，就是玲瓏剔透的透漏雕了。

眼前的博古架掛屏，自上而下錯綜復雜四五層，單一朵菊花而言，100多片花瓣居然無一雷同，針尖大小的花蕊也清清楚楚，如同一朵嬌羞的菊花擱在木板上一樣。段國良說，在劍川，只有上了年紀的老木匠才能雕掛屏，更有甚者，10厘米厚的木料居然雕出七八層圖案，鋒利的雕刀在狹窄的縫隙間來回動作，倘若雕刀不小心割壞一處，幾個月的活路就泡湯了。

離開劍川前一天，段學軍打電話邀請我參加他家的上梁儀式。那天清晨，我來到桃源村時，一位木匠在大梁上吟唱著劍川古老的民謠：“紫金梁、紫金梁，元江紫木做大梁。主人選得黃道日，后人個個挑大梁。主人厚道多吉日，良心總用尺子量。四鄉(xiāng)八寨同慶賀，共祝主人豎新房。今天大梁上房后，地久又天長……”鞭炮聲響起，木匠向下拋灑糖果、香煙，在親戚、鄰居的贊許聲中，幾個小伙子抬著幾扇嶄新的格子門走進院落。要不了多久，一個古色古香的白族院落即將完工，美麗的家園夢想與嫻熟的木雕技藝，代代相傳，傳承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