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商報訊(記者謝佳婷)繼去年支持原創(chuàng)家具設計走上保利秋季拍賣會后，榮麟家居再次成為“現(xiàn)當代中國藝術之國際知名設計師作品”的贊助者，助推中國原創(chuàng)家居設計作品走上保利春季拍賣會。

據(jù)了解，這是當代設計作品于2012年第一次出現(xiàn)在北京保利國際春拍后，第三次現(xiàn)身現(xiàn)代藝術拍賣平臺。此次拍賣會以“東方造物”為主題，展出了包括家具、地毯、掛畫、屏風、杯具等在內(nèi)的100多件原創(chuàng)作品，通過設計師原創(chuàng)設計演繹了帶有東方情調(diào)的生活方式。此次活動的贊助方榮麟家居總裁戚麟表示，“我們希望通過拍賣這種公正、公開的形式，讓人們認識并認可家居設計作品的價值，進而推動中國家居原創(chuàng)設計的發(fā)展”。值得一提的是，本屆拍賣會除了產(chǎn)品類型較往屆更加豐富、從“家具”走向“大家居”以外，國內(nèi)的原創(chuàng)家居設計作品明顯增多，所占比例已達80%以上，這意味著中國家居原創(chuàng)設計作品得到了市場的充分認可，原創(chuàng)設計力量也日漸強大。

文/朱寶利編輯/陳桂湖

核心提示>>>

無論是造型還是紋飾都足以表明，太和殿寶座是由清初隨駕入關的御用匠師主導設計和制作的。其造型參考了皇太極的鹿角寶座，而龍紋的設計則與皇太極昭陵的琉璃龍紋出自于同一個匠師，尚帶有濃郁的關外時期皇家藝術的風格。這位匠師便極有可能是侯振舉。

在北京故宮的金鑾殿:太和殿內(nèi)，六根瀝粉貼金的蟠龍大柱圍繞著一座高約兩米的楠木平臺，上面安放著清朝皇權的象征:金漆雕龍寶座。寶座（圖1）通高174cm，座高49cm，寬158cm，深80cm。寶座上圍的造型兼具圈椅和北官帽椅之長，六根圓雕的盤龍柱由飛龍凌空加以連接，共有十三條龍紋，靠背為攢框鑲板邊帶角牙，鏤空透雕云龍、海水江崖和火焰珠等紋飾；寶座下盤為須彌座式的造型，座面平，立面浮雕二龍戲珠、海水江崖、蓮瓣和卷草等紋飾，并鑲嵌有各色寶石。寶座以金絲楠木為底胎，通體粘貼金箔，表面髹籠罩漆，屬于古代家具級別最高的罩金髹工藝。

那么，這件雕刻精美、氣勢雄偉的寶座究竟制作于哪個年代，它的身世背景又是怎樣的呢？

“匠人造物，才是真正寶貝”

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1644年）農(nóng)歷五月二日，攝政王多爾袞率領的清軍進占了北京，此時的紫禁城已經(jīng)于四月二十九日夜里被李自成的大順軍在撤退時縱火焚燒，明朝的金鑾殿:皇極殿成為了一片廢墟，殿內(nèi)陳設悉數(shù)被毀。

由于沒有了金鑾殿，十月十日那天，年僅六歲的清朝順治皇帝愛新覺羅·福臨只能在皇極門（今太和門）舉行入關后的即位儀式。順治二年五月，清廷開始在明朝皇極殿、中極殿和建極殿的原址動工復建，并更名為太和殿、中和殿和位育宮。次年冬十月，太和殿、中和殿建成；十二月，位育宮建成，改名為保和殿。此次復建工程的進展很快，其中一個原因是原三大殿中建極殿的損壞程度較輕，另外一個原因則要歸功于當時總管皇瓦窯和工部十二廠千丁事務竭力報效的侯振舉、侯英父子。

侯振舉為山西省介休縣人，身懷山西一絕:燒制五彩琉璃瓦的精湛技藝。山西侯氏是個顯赫的大家族，其一世祖名侯安，在明朝嘉靖年間曾任山西總兵，晚年率領族人遷居關外析木城（今遼寧海城市東南），投靠萬歷年間任遼東東寧衛(wèi)都指揮史的兒子侯時虎。侯振舉跟隨祖輩遷至關外析木城（今遼寧海城市東南），在缸窯嶺村興建侯家窯，燒制綠釉碗、罐。后金天命六年（明天啟元年，1621年），清太祖努爾哈赤率軍攻占沈陽、遼陽一帶，為了鞏固政權，將都城由新賓遷至遼陽，并在遼陽建造東京城。侯振舉與族人一起加入了漢軍八旗，為表忠心，他精心燒制了一批綠釉碗、罐，專程去遼陽敬獻。努爾哈赤一見琉璃制品，喜出望外地說：“析木城送來的綠釉子碗、盆、大瓶子，是對國家有用之事，金銀算什么，天冷不能穿，饑餓不能食，匠人造物，才是真正寶貝?！彪S即授予侯振舉守備之職，賞銀20兩。同年十二月，侯家又敬獻了綠釉瓦、盆等1300余件，第二年，缸窯嶺琉璃窯被努爾哈赤封為“御窯”。

故宮建筑多有侯振舉的烙印

從此，侯振舉的民窯便更名為“皇瓦窯”，成了后金的御用官窯，以后，沈陽故宮建筑群所用的琉璃磚瓦均由此燒制。除了沈陽故宮之外，沈陽的福陵（東陵）、昭陵（北陵）以及撫順新賓滿族自治縣的永陵（祖陵）所用的琉璃磚瓦也均由皇瓦窯提供。據(jù)《侯家宗譜》記載：“大清高皇帝興師吊伐以得遼陽，即建都東京，于天命七年（1622年）修造八角金殿，需用琉璃龍磚彩瓦，即命余曾祖振舉公董督其事，特授夫千總之職。后于天命九年（1624年）間遷至沈陽，復創(chuàng)作宮殿龍樓鳳闕以及三陵各工等用。又賜予壯丁六百余名以應運夫差役驅使之用也。余曾祖公竭力報效，大工于是乎興?！?/p>

侯振舉父子成為清朝早期負責營建皇家工程的重要人物，跟隨攝政王多爾袞問鼎燕京，翻修明宮，封謚功臣，蔭襲進爵。侯振舉欽授世襲琉璃窯拖沙喇哈番，誥封昭武大夫云騎將軍；其子侯英欽授總管工部十二廠千丁事務世襲拖沙喇哈番，誥封昭武大夫。據(jù)《侯家宗譜》記載，侯家家族世襲皇瓦窯五品管理官共達十二世十七任，直至清末，恩寵之隆，時間之久，實屬罕見。

作為匠師出身又是皇帝重用的顯赫人物，其藝術風格一定會在當時的宮廷建筑和器物上留下自己的特色。筆者發(fā)現(xiàn)沈陽宮殿和關外三陵的琉璃龍紋與明朝山西建筑上的琉璃龍紋具有很多相似之處，而在入關前夕興建的皇太極昭陵照壁上的琉璃龍紋（圖2）尤其與太和殿寶座上的龍紋（圖3）酷似。當時遠在關外的民間匠師侯振舉對于明朝宮廷器物龍紋的規(guī)范不會很了解，但對于故鄉(xiāng)山西建筑上的琉璃龍紋卻是再熟悉不過了，這就使得清初關外政權的宮廷龍紋攙入了濃郁的明朝山西地方特色。明朝山西地方建筑上的龍紋嚴格地說屬于蟒紋，沒有明朝宮廷御用龍紋那么嚴格的禁忌和規(guī)范。

例如，明朝宮廷器物上的龍紋因為象征天子，即使是側臉，也必須完整地排列兩只眼睛，極少有“錯版”的例外，古玩界有“眼鏡龍”之誚；而明朝山西地方建筑上的側臉蟒龍紋（圖4）則重在畫意，往往只表現(xiàn)一只眼睛。又如，明朝宮廷器物上的龍紋腳爪有五個趾頭，趾甲又很長，自然就形成了風車狀，又名輪爪；明朝山西地方建筑上的蟒龍紋腳爪只有四個趾頭，拇趾與其它三個趾頭的距離較大，形狀象鷹爪。再如，明朝宮廷器物上的龍紋鼻頭很大，呈如意狀，與上唇平齊；明朝山西地方建筑上的蟒龍紋（圖5）鼻頭一般，上唇前突，因此下頜顯得較短。

寶座龍紋是典型的侯振舉風格

太和殿寶座上的龍紋與皇太極昭陵的琉璃龍紋有多處地方風格酷似：其一，龍爪的趾頭雖然是五個，但趾甲相對較短，拇趾與其它四個趾頭的距離也比較大，仍然似鷹爪而無風車感；其二，龍頭碩大而龍身偏細；其三，額頭甚高，側臉的浮雕僅表現(xiàn)單只眼睛；其四，鼻頭一般，上頜長而翹，下頜較短；其五，尾端尖窄。這些特征與明后期宮廷器物上的龍紋（圖6）有著明顯的風格差異。

明朝嘉靖皇帝是由藩王入繼大統(tǒng)的君主，格外講究禮制名分，即位后恢復了中斷已久的在宮廷漆飾家具上題年號款的做法。太和殿寶座沒有年號款，這與清早期宮廷漆飾家具的情況類同。我們知道，要鑒定一件沒有年號款的古代家具是什么時期制作的，需要進行綜合性的分析與類比，其中造型和紋飾是兩個重點。沈陽故宮藏有一件清太宗皇太極的鹿角寶座（圖7），它的朝板、下盤四角以及腳踏等部位與北京故宮太和殿寶座的造型風格十分近似，太和殿寶座的盤龍扶手之架構亦借鑒于鹿角扶手，其造型設計體現(xiàn)了清朝統(tǒng)治者對于祖先創(chuàng)業(yè)生涯的尊崇和繼承。我們從中還可以看到山西晉祠圣母殿的寶座（圖8）和盤龍柱（圖9）的影子，這些都與侯振舉的閱歷不無關系。

無論是造型還是紋飾都足以表明，太和殿寶座是由清初隨駕入關的御用匠師主導設計和制作的，其造型參考了皇太極的鹿角寶座，而龍紋的設計則與皇太極昭陵的琉璃龍紋出自于同一個匠師，尚帶有濃郁的關外時期皇家藝術的風格，這位匠師便極有可能是侯振舉。

根據(jù)以上的分析，筆者認為，北京故宮的太和殿寶座應該是清朝順治二年至三年（1645~1646年）重建太和殿（明皇極殿）期間制作的。雖然康熙十八年（1679年）太和殿又被燒毀，但那次火災是先起自于別處，兩個小時以后才經(jīng)由斜廊延燒至太和殿（后在重建太和殿時取消了兩側的斜廊），當時救火的人很多，完全可以把這件寶座搶救出來。而太和殿寶座后面的屏風龍紋風格偏晚，則可能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太和殿時補配的。

來源：《古典工藝家具》雜志